“当阿尔泰山还是小土丘，和布河还是小溪流的时候，时间还有足够的时间让万物长大，江格尔就在那时长到二十五岁，美男子明彦也长到二十五岁。本巴国所有人约好在二十五岁里相聚，谁也不再往前走半步。”初读《本巴》，仅仅这几句就让读者足够惊艳。

8月12日，在刘亮程定居的新疆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英格堡乡菜籽沟村，记者专访了刚刚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这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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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木垒书院的书房里，刘亮程的语速很缓慢，时而引入幽微的观察，时而卷起辽阔的想象，将人带进自然万物里。听着他的述说，无疑也是和新疆这片大地以及时间、乡村、史诗对话。

聊着聊着，刘亮程在书房待不住了，“我领你们转一转吧”，然后当起了向导。一会儿带着记者看山坡上那群肥胖的白鹅，一会儿得意地指他刚完成的小景观——一个茶座，一会儿在海棠树下说“今年雨水不足，果结得不好”。一路上，他停停走走，讲着院内的各种花草植物，“《捎话》和《本巴》就是在这里听着虫鸣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写下的。”

被“人人活在25岁”触动

记者：有人说，《本巴》是一部真正的时间之书，对此您怎么看？

刘亮程：我最早受《江格尔》的触动，是史诗中的那几句诗歌，“江格尔的本巴地方，是幸福的人间天堂。那里人都二十五岁，没有衰老没有死亡。”我想写一部关于时间的史诗，大家知道史诗属于“神构”世界，它有言出法随的伟力，它说让人人活在25岁，是可以做到的。但我写的是一部现代小说，现代小说是虚构，它需要内部的合理性。如何让人人活在25岁，不会衰老不会死亡，这是我在小说中要解决的问题。

所以在这部小说中，我发明了3场游戏，搬家家、捉迷藏和做梦梦。搬家家可以让人回到童年，如果你不幸活到了老年，那么你可以在搬家家游戏中朝回走，一路回到自己的青年，再回到童年。如果你觉得人世拥挤，你可以在捉迷藏游戏中把自己藏起来，也可以把整个世界藏起来。第三场游戏做梦梦，是整部小说中最重要的，人们可以活在自己的梦和梦想中，这是《本巴》整个小说的氛围。我们在自己的梦想中可以过完今世，梦成为一处永恒的家乡。在这块辽阔的大地上，人们在梦与醒之间，在时间辽阔的旷野上自由穿行，完成自己的辽阔生命，这就是《本巴》所塑造的没有衰老、没有死亡，人们可以在时间中来回自由穿行的一个“本巴世界”。

记者：难怪您说，是《江格尔》为《本巴》的创作赋予您智慧和力量。

刘亮程：大概10多年前，我的工作室在做地方旅游文化方面工作，有幸获得给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做江格尔文化的机会，我带着工作室的几位同事在那里待了很长的时间，那时跟当地的蒙古族牧民打交道，也有幸倾听了非常有名的江格尔奇加·朱乃的史诗说唱。

我记得那是一个夜晚，当时加·朱乃已经80多岁，这位老人坐在草原上，拉着马头琴吟唱，远近骑马赶来的牧民围坐在他的四周。随着天渐渐变黑，草原上人的影子也变得很长很长，长到跟远处山的影子连在一起。老人声情并茂地唱着《江格尔》，你感觉那种声音仿佛传到了天上，又转入到地下，又像是传到遥远的祖先那里，然后又传回来。就是那个时刻，你感觉一个人跟他的今天和过往是可以连在一起的，人和渺远星空、辽阔大地上的万千草木、万千生命也是可以连接在一起的。那场说唱对我的触动非常大。

所以当我写作《本巴》的时候，其实我从史诗说唱中获得了一种辽阔感，这种辽阔可能恰好是新疆的地貌和遥远的历史文化所赋予我们的，《本巴》本身就有这样的气质。

记者：听您描绘，我仿佛也听到了江格尔奇的吟唱。

刘亮程：是的，当时我也没有觉得要去为《江格尔》史诗写一部长篇小说。多年之后，我在木垒书院耕读写作，那时在草原上听到的说唱史诗的声音，突然就回来了。

这本书其实写得非常愉快，用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。写作时，我心中回想的就是草原之夜，年老的江格尔奇用他沧桑的声音，在草原的微风中颂唱《江格尔》，那种声音可以连天接地，我也可以用我的小说和文字，用一个现代人的心灵跟一颗古老的心灵去产生碰撞，产生对接。拿起笔，我就成了一个现代的江格尔奇，完成了一部古老史诗的新篇章，这部新篇章就是《本巴》。所以《本巴》是在史诗遥远声音的尽头，找到了自己言说的声音。

文学在解决时间问题

记者：不仅仅是《本巴》，很多人在看您的作品时，会看到风，看到沙尘，也会看到时间。

刘亮程：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，在沙漠边，听到最多的就是风声。后来在我少年时期，就萌生一种想要言说的欲望，这种欲望是我一直用沉默的文字在写作，仅此而已。一个人想说话，想表达内心那么多东西，想要说给自己的时候，他就成为一个作家了；想要说给别人的时候，他就成为一个演讲家。

文学永远是说给自己的，别人有幸听到而已。

记者：现在的您是不是离不开写作了？

刘亮程：也不是离不开。是因为除了写作，再没有其他对我来说更有意思的工作。我年轻时做过乡农机站的管理员，开过饭店和酒吧，后来又在这建了个书院，但是所有这些事我觉得最后都是生活，但一个人生活完了以后，还能留下什么？就是文学。生活是一往无前的，是一次性的，我们活到老就活到老了，但是文学是我们活完之后还能再活回来。

所有逝去的生命，这块大地上的生老病死都可以在文学中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处，所有逝去的先人都能在文学中再度回来，那些消失的人的喊声，草木的声音，万物的声音都能在文学中再度回来。

当我写出《本巴》的时候，我知道那个远去的世界，在史诗中被保存下来的草原世界，再一次在一部叫《本巴》的现代小说中又活了过来。文学在解决时间问题，它在流逝的时间中，让流逝的人们顺着一条倒流河又回到了我们的眼前，文学当然是可以做到这样的。

记者：从《一个人的村庄》到《虚土》《凿空》《捎话》，再到《本巴》，您都是在寻找流逝的时间。

刘亮程：《一个人的村庄》是我30岁时在乌鲁木齐打工时，回望被我“扔”在沙漠边的遥远村庄，写的一部散文集。我是在写这块土地上的人和人们共同的情感、共同的生活。后来写了《在新疆》《凿空》《捎话》等，每一部书都跟自己的生命阶段有关系。

一个作家写作，并不是想写什么就能写出什么，生命阶段到了某一个时期，能深刻感受、感悟并能消化和接受生活给你的那些东西时，你才能呈现它。所以两年前写出了《本巴》，是我的生命阶段到了，结出一棵叫“本巴”的果树，它准备了20年，其他那几本书可能准备的时间更长。

我对乡村大地上的事情很关注

记者：您曾经搬离乡村，为什么10年前又选择搬离城市？

刘亮程：我50岁那年对写作也没有多少欲望，就想找一个地方安心养老，后来就鬼使神差地转到菜籽沟，然后就住了下来，这一待就是10年。20岁时我在乡村，30岁时在城市，没过几年城里人的生活，突然又掉到沟里，变成一个农民。

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种菜、写作这两件事，写累了就去菜地里面干干农活。这里虽然是一条沟，但是它又如此之美。我的院子保留了自然，所有的树都是自然生长，我从来不去修剪树，因为我知道树有它自己的生长意志，它每发一个芽、生一个枝都有自己的想法。这10年，我的生活基本上做到了《一个人的村庄》这本书中所写的一个人在自然中的生活，我也喜欢这样的生活，我也愿意在这样的山水间去度过自己的晚年。

一个人的生命其实没多长。你在城市里待了10年，这10年是怎么回事，你知道吗？写了多少篇稿子、出了多少新闻，可能并没有想过吧？我在这里待了10年，这10年怎么回事，我知道——就是对面山坡上的麦子黄了10次，就这么简单。

记者：所以在您的写作中，乡村从未缺席。

刘亮程：我对大地上的事情，尤其乡村大地上的事情关注得非常多。就像每年秋天麦子熟的时候，我会去村里问问今年的麦子能卖多少钱，因为卖多少钱，关系到农民的收成，包括今年哪个地方出现了旱灾、涝灾等等，我都关心。

我是一个从乡村出来的人，从小在村里面务农，耕地、播种、拔草、收割，各种农事我都会。所以农耕土地上发生的许多事，都会让我揪心。我们邻村有一户人家，今年旱了，麦子没收成，我听了就很难过。土地上的事就是我的事，它并不是别人的事，所以它在我的作品中也不可能不呈现。只有关心这块自己生活的土地，文字中才会有这样的关怀和情感。

文学是最好的文化润疆产品

记者：获奖后，您特别感谢了新疆多民族文化生活对您的滋养。

刘亮程：在新疆这块地方生活写作，最大的滋养就是新疆多民族的文化生活。我在文联上班，各民族的同事都有，你可以听到不同语言。在那样的环境中，潜移默化地就知道了这块土地上文化的丰富性，还有人们生活的多样性，这对文学来说，就能获得许许多多的视角去表达去呈现这块土地。

记者：作为新疆第一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，您对新疆原创文学有何期待？

刘亮程：茅盾文学奖给《本巴》，只是对我个人和我的创作的一种奖赏，我觉得新疆整个的文学写作水平其实很高，尤其新疆多民族文学创作，在全国也有自己的位置。

我非常喜欢看新疆其他民族作家的文学作品，也经常推荐他们的作品。他们笔下的生活，不管是生活在新疆的我们来读，或是新疆之外的读者来读，都是新鲜的、遥远的，同时又是亲近的。我觉得这就是新疆文学的魅力，希望新疆各民族的写作者去写好新疆这块土地上的原生故事，去写好新疆各族人民共同的情感。

文学可能是最好的文化润疆产品，像《一个人的村庄》，从出版到现在，经历近30年，销售数千万册，它其实是把新疆的一个遥远村庄通过文字带到了其他地方，甚至翻译成了几种语言，带去了世界各地。《一个人的村庄》写的是新疆这块土地上农耕文化所结的一个硕果，它同样也可以去滋润人们的心灵。(刘萌萌)